网络瘾君子恐慌站不住脚

    据国外媒体报道，《新闻周刊》（Newsweek）最近发表资深作家托尼•多考皮尔（Tony Dokoupil）撰写的《网络正使我们疯狂》（Is the Web Driving Us Mad）的文章，文章称在互联网时代，人们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互联网瘾君子。《时代周刊》（TIME）杂志则认为，媒体所谓的“网络使我们疯狂”可能是个很好的新闻卖点，但在科学上站不住脚。

    文章主要内容如下：
   
    人们一段时间内会对某一事物出现莫名恐慌，而无论该事物是否真正对社会构成威胁，社会学家称这种现象为“道德恐慌（moral panic）”。毒品经常成为“道德恐慌”攻击的目标，但在上周，《新闻周刊》（Newsweek）试图引起人们对更为普及的互联网的“道德恐慌”。

    《网络正使我们疯狂》这篇文章以记录片《科尼2012》（Kony2012）导演贾森·拉塞尔（Jason Russell）的故事为开头，《科尼 2012》描述了乌干达圣主抵抗军（LRA）首领约瑟夫·科尼（Joseph Kony）犯下的残忍罪行。在《科尼2012》视频得到互联网广泛传播并突然给拉塞尔带来了国际声誉后，有人在圣地亚哥的一个街角发现了拉塞尔，他当时赤身裸体并不断咆哮。为了证明是互联网导致拉塞尔精神崩溃的，《网络正使我们疯狂》这篇文章罗列了大量类似拉塞尔这样罕见、极端的事例，以及有选择地引用一些研究报告，并通过引述别人的话称，互联网“引发甚至促进精神错乱”。

    多考皮尔在文章中写道：首份质量较高、得到同行认可的研究报告即将发布，情形比人们想象的要更为悲观。目前互联网的标志是移动化、社交化、加速发展和无孔不入，这可能不只是使我们变得迟钝和孤独，而且可能使我们更为抑郁和焦虑，更容易出现强迫症、注意力缺陷障碍，甚至最终患上精神疾病。通过大脑扫描发现，网络瘾君子与吸毒者的大脑扫描特征没有什么区别；正常人因悲伤而精神崩溃，但网络瘾君子精神崩溃可能是别的原因。

    问题是，这样的结论与研究显示的结果背道而驰。

    多考皮尔想通过多项大脑扫描研究表明，使用网络改变了大脑的特征，而这种改变类似于吸毒对大脑的改变。真实情况是，任何愉快的活动，如果一个人频繁地从事它，都能导致其大脑中有关快乐情绪的区域发生改变。事实上，我们重复进行任何活动，都会导致大脑发生变化：这就是学习。骑自行车和演奏小提琴也会使大脑发生变化，但我们不会将这些变化视为 “损害”。

    到目前为止，大脑扫描尚无法清楚地确定某些大脑的变化是否意味着成瘾，还是简单的、无害的享受。大脑扫描也不能预测，在成瘾的情况下，谁能重新控制自己的行为，而谁无法做到。

    多考皮尔在文章中援引了一项大脑扫描研究，这项研究扫描了24个人，包括网络老手和一些网络新手。他说，普通网络用户“从根本上改变了大脑的前额叶皮层”，但他在文章中没有提到，这项研究只探讨谷歌搜索的使用对大脑的影响—— 对谷歌搜索老用户与新用户进行比较。他写道，仅仅使用网络（其实是使用谷歌）五个小时改变了新手的大脑。当然，这项研究显然与上瘾无关：我们不知道，是否谷歌老用户难以控制自己的上网行为，或基于这样一项小规模的研究，短时间内学习如何在网上搜索的行为是否能显著改变大脑。如果是的话，那么每个人都是瘾君子——或都不是，这样一来大脑的变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。

    其实，将互联网使用与成瘾、抑郁症或其他行为和精神问题联系起来的研究，根本无法确定是上网带来这些问题，还是容易出现这类问题的人更喜欢上网。事实上，有更好的证据（在文章中没有提及）表明，与所谓的互联网带来这些问题相比，互联网可用于治疗焦虑和抑郁症。互联网治疗抑郁症的随机对照试验发现，它的效果堪比传统治疗方——只有随机对照试验，而不是多考皮尔文章中援引的观测数据，更能够科学地说明因果关系。

    多考皮尔在文章中还赞许地援引了一位专家的观点。但这位专家有关互联网导致大脑损伤的极端观点，已成为科学博客广泛嘲笑的目标。这位专家是牛津大学药理学教授苏珊·格林菲尔德（Susan Greenfield），她告诉多考皮尔，互联网问题“是像气候变化问题一样的一个重要和前所未有的问题。”

    格林菲尔德从未公布其有关互联网使用的研究成果。她的观点背后的逻辑往往令人迷惑：例如，在2011年的一次采访中，她试图这样解释为什么她认为互联网与最近自闭症人数的上升有关：“我指的是自闭症人数上升，并且我指的是互联网的使用。总之，就是这样。”很显然，这不是科学推理，这就是为什么她的评论成为人们在Twitter上竞相模仿的对象。

     英国著名科学记者和“伪科学”博客的作者本·戈尔达莱(Ben Goldacre)总结了人们对格林菲尔德的批评：“在正式的学术刊物上，她的观点从来没有作为一个严肃的假设，具有相关证据和有关研究方案的明确建议。”

    多考皮尔的文章也突出了中国大陆、中国台湾和韩国的事例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，网络成瘾已被作为一个真正的精神疾病问题，并为此成立了治疗中心。多考皮尔写道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，“数百万人（其中青少年占30％左右）被认为网络成瘾”。

    然而，这些事例并不一定意味着网络成瘾的存在，更遑论以此断定网络成瘾成为普遍现象。简单地命名的一种疾病并对其进行治疗，并不能使它真实存在，就像不能以过去存在以巫婆为由迫害他人的现象，而证明巫婆的存在一样。事实上，一些用于治疗网络成瘾的方法，如中国大陆广泛使用的网络成瘾治疗培训班，导致了多名青少年死亡，这表明当疾病本身定义不准确，而治疗方法又未经检验时，治疗方法所带来的危害很有可能超过疾病本身。（培训班从来没有被证明对任何形式的成瘾有帮助。） 

    事实上，虽然有关成瘾症状的范围整体上有所扩大，但将于明年出版的美国最新版的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》(DSM)仍拒绝将网络成瘾作为一种真正的疾病。多考皮尔的文章歪曲了这一事实，突出网络成瘾“将首次列入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》，尽管在附录中注明将对此进一步研究”。

    事实上，我们真的不知道网络生活将如何影响我们。很有可能是，互联网使用具有批评者所说的有害影响——确实，一些人很难控制自己的上网时间。但正是互联网这种令人上瘾的效果，使我们在度假、晚上或周末时，仍不停地查看我们的工作邮件——或者我们真的担心如果我们不这样做，我们可能会失去工作？

    互联网可能确实值得整个社会的关注，但不一定是因为我们沉迷于它。不管导致问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，基于那些站不住脚的证据而引发人们的道德恐慌是于事无补的。